作者：包刚升
复旦国关院教授
在市场之外，政治生态、制度框架以及政府的各项措施，对于塑造社会道德风气的影响更为深远。如果一个社会普遍暴露出道德滑坡的现象，其根本原因往往并非市场所致，而是深植于政治领域。
——包刚升
© 粥棚
道德的堕落似乎已成了日常，但人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尽管有些人试图辩解，认为这仅是少数个案，然而，通过亲历和耳濡目染，大多数人对于当前的道德状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凤凰网进行的一项覆盖超过10万人的调查中，令人震惊的是，高达87.7%的受访者对“中国主流道德风貌良好”的说法表示异议，他们普遍认为我国“道德滑坡”的现象不容忽视。
孙立平教授所提出的“社会溃败”观点，易中天教授力推的“道德沙尘暴”理论，郑永年教授的“道德解体”论述，以及凤凰卫视精心打造的聚焦“道德崩溃”的深度对话节目，共同揭示了学界与媒体对我国道德发展态势的深切关注与忧虑。
市场经济与道德冲突？
为何我国在多个领域频现道德失范现象？据央视等媒体揭露，从有毒牛奶到问题胶囊，每一宗食品安全事件背后似乎都有一批被私欲蒙蔽、道德沦丧的企业。这不禁让人深思，市场经济与利益驱动是否正在侵蚀着我们的道德基石，对食品和药品安全构成挑战。许多人指出，道德的堕落根源在于市场经济对个人私利和贪婪的推波助澜作用。
这不禁使人想起马克思关于资本逐利的经典论述：“当利润达到50%时，资本便敢于挑战一切风险；利润若达100%，它便敢于无视法律；而一旦利润升至300%，它甚至敢于挑战一切罪行，哪怕那意味着面临绞刑的风险。”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生动描绘了我国早期市场的繁荣景象：“世间熙熙攘攘，皆被利益所驱动；世间纷繁复杂，皆因利益所导向。”遵循孔子“君子重义，小人重利”的儒家理念，这种“趋利避义”的现象，或许会被解读为人们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倾向于忽视道德准则。
市场经济是否必然导致道德水准下降？其实，这一观点或许有待商榷。若将市场经济视为道德衰退的罪魁祸首，那么在经济市场更为发达的地区，道德问题本应更为普遍。以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及人均收入为评价指标，北美与欧洲的市场经济成熟度显然超越了中国。
尽管如此，对于在那些地区有着深厚生活积淀的人们来说，他们普遍认为那些国度并未经历道德的沦丧。腐败行为极为罕见，企业丑闻更是寥寥无几，而食品药品的安全水平亦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对职业道德的尊崇度明显上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文明礼仪亦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展现。
在全球最新公布的自由经济体排名中，毛里求斯独树一帜，成为唯一不在前十名单上的国家。其余九个国家或地区均名列透明国际发布的全球清廉指数前25名，且被公认为全球腐败程度最低的地区。这一趋势进一步揭示了市场经济并非道德败坏的源头。
市场经济塑造道德风尚
更有甚者，市场经济蕴藏着催生崇高道德风气的巨大潜能。回顾我国古老的乡村社会，木匠、泥瓦匠、裁缝等传统职业，它们无疑是率先踏入市场化领域的先行者。
自幼时起，我有幸亲耳聆听那些行业老手们对晚辈们的谆谆教诲：做人当诚实守信，行事需竭尽全力，工艺追求至精至善，唯有如此，才能成就一位备受尊敬且生意红火的匠人。虽然这些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不乏对徒弟个人利益的考虑，但客观而言，它们对职业道德的培养亦有着极大的积极作用。
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众多传承数百年的老字号背后，蕴藏着经营者在品质上的严格把关与对职业伦理的恪守不渝。“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一信条，不仅是同仁堂赖以立足的根本，更是其基业得以长盛不衰的奥秘所在。
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实践亦有力地印证了此观点。回溯至1778年，享有盛誉的英国老牌珠宝商戈尔德斯密斯（Goldsmiths）在历经234年的稳健发展历程中，其成功背后必然蕴含着对最严格的道德准则的恪守。
品质的纯真与重量的精确，以及工艺技术的精湛，无不与企业核心价值观、管理层商业道德及普通工匠的职业操守密不可分。对于任何一家采用偷工减料、以次充好手段的珠宝企业来说，一旦其丑闻被公之于众，不仅可能导致客户大量流失，甚至可能陷入倒闭的危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竞争机制将嘉奖那些坚守美德与品格的企业。
同样，那些拥有美德和优秀品格的人，也会赢得“市场先生”的喜爱。在职场竞争中，哪类员工更有可能获得晋升？一个明确的答案是：那些才华横溢且品行端正的员工。企业不仅欣赏员工的才能，更看重他们的品格，有时甚至将品格的考量置于才能之上。
这些企业的规章制度及其实践，对社会道德风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正如美国开国元勋华盛顿所倡导——“诚信为至高无上的策略”，鉴于此，冒险之举似乎并非明智之举。
03 道德腐败政治逻辑
市场经济虽不必然导致道德沦丧，有时甚至能推动道德与品行的进步，但为何在我国诸多领域仍频繁出现道德下滑的现象呢？
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与霍尔巴赫，两位巨擘不约而同地指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平、社会风尚以及文明礼仪，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政治生态、制度架构和政府行为方式的深远塑造。
政治如何塑造与摧毁繁荣、家庭与文明礼仪》。这一独到的理论视角，实为值得我们借鉴与深入思考。
道德风尚的培育，其关键在于法治的健全程度。一旦非法市场行为得以规避应有的惩处，实际上等同于对这类行为的默认和放任，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负面效应，其根本症结在于法治的不足。尽管我国已经历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但法治体系的建设仍尚未达到完美境地。放眼全球，那些法治建设存在短板的国家，往往难以培养出健全的公民道德、企业伦理和整体社会风尚。
因此，道德的堕落并非市场经济体制之过，而是那些违背规则、充斥着“潜规则”的市场经济模式所催生的恶果。当一家销售假药的企业得以逃脱严厉的制裁，其领导者不仅未遭受家破人亡或锒铛入狱的结局，反而可能借助关系网络和贿赂手段继续其非法生意，这无疑为那些无所不用其极的“坏孩子”树立了恶劣的先例。从长远视角来看，法治的空白之处，正是道德沦丧的温床。
此外，道德风尚往往受到政府干预市场活动的显著影响。当政府监管变得过于复杂，企业承受的负担随之加重，或是政府过度介入资源配置时，道德风尚往往会受到威胁。过度的监管与高额的税负，常常促使或迫使企业采取违法违规的经营策略。企业一旦踏入违规的歧途，便会倾向于规避所有监管措施，并构建与监管部门官员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种现象严重破坏了政商之间应有的良性互动。
政府对资源的过度集中管理，往往导致寻租行为的猖獗。对于那些能够通过贿赂轻易获取巨额订单的企业来说，其核心的商业模式便是寻租。正如“刘志军案”和“丁书苗案”所昭示的那样，这类企业的掌权者对于公平竞争、品质改进、技术创新和效率提升往往兴趣缺缺，他们的经营之道便是“与权力联姻”。
若此类风气蔓延开来，美德不仅将丧失其竞争优势，甚至可能在社会中难以存续。正如美国著名的腐败研究专家艾克曼所指出，“在众多发展中国家，腐败已然成为一种生存的常态”。
我们再次重申，官员的行为与政府的风尚，无疑成为了社会道德风尚的标杆。在过往的帝国时期，君主的喜好往往成为臣民效仿的旗帜。若君主偏重于赞誉功勋与炫耀奢华，那么谄媚与奢侈之风便会迅速在社会中蔓延。
在诸多国度，官员的仪态与政府的风气依然深刻地左右着社会的道德走向。在这些广为人知的宴会上，一顿饭往往动辄耗资数千元，乃至数万元，而其中也不乏政府官员的身影。
于官场之中，此地为世人所视为“上层之域”，其中奢华的举止被视为身份崇高的象征。相较之下，在民间，推崇节俭与审慎的美德似乎更为不易。在这片土地上，奢侈常被等同于显赫，而节俭则常与卑微划等号。如今，奢侈之风愈演愈烈，这无疑也受到了官场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
此外，若政治权力承载着强大的能量，且其运作模式纯粹自上而下，那么它更倾向于塑造一种等级森严的氛围，而非一种洋溢着自由、平等与协商精神的气象。
在如此情境下，上司们常流露出独裁与高傲的姿态，热衷于博取他人的敬畏之情；相对地，下属们则更倾向于逢迎与巴结，他们心无旁骛，只为迎合上司的喜好。
一旦此类官场风气成形，便易于迅速扩散。这种风气与推崇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公民道德理念背道而驰。同时，官场风气也直接影响到政府官员与企业和公众之间的互动方式，从而对整个社会的风气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成为塑造道德风尚的重要途径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曾强调：“诚信构成了市场经济的基础道德。”诚信的基石是真诚。由此观之，政治因素对一个国家的诚信度无疑会产生影响。
概括而言，国家的政治框架和权威根基是否建立在诚信之上？政府的实践举措是否与所宣扬的宗旨相契合？公职人员是否普遍做到表里如一？官方公布的信息是否真实可信？教育机制是否切实培育学生的诚信品质？媒体是否能够如实、公正地呈现国家日常新闻？唯有对上述问题的肯定答复毫不动摇，诚信的价值才能被广泛尊崇。
个人间的谎言或许仅是公共领域欺骗的序章，企业的虚假行为或许只是政治造假潮流中的一环。唯有公共领域的广泛诚信，才能锻造一个国家的坚实品格。
英国历史学家吉本曾明确指出，道德因素在罗马共和国的崛起与罗马帝国的衰落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在罗马共和的辉煌时期，“荣誉与美德”成为其核心价值观；然而，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当帝国步入晚期，那些堕落的后继者们竞相争夺的，已不再是才德的高低，而是谁更沉溺于无意义的奢华与放纵。吉本强调，道德的堕落正是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后世的人们应当以此为鉴，引为教训。
市场经济固然会对一国的道德风貌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非必然走向消极。实际上，市场经济与道德价值之间完全可以实现和谐共存。相较于市场机制，政治环境、制度构建以及政府的行为在塑造道德风尚方面往往扮演着更为关键的角色。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出现道德风气败坏的现象，那么其根源很可能更多地与政治因素有关，而非市场经济本身直接带来的后果。
